网络公众外交 编辑词条 发表评论(0)

网络公民外交，也可称网络公共外交、网络渗透外交、网络群众外宣运动。这是一国政府把过去通过传统媒体开展的政府外交、政府外宣变为通过新媒体的个人对个人的网络公共外交。

　　希拉里担任美国国务卿后，全力推行“互联网外交”战略，主张美国的全球外交推动不只靠外交人员，还要靠“全民网络外交”，要鼓励美国公民与外国人通过互联网进行互动，实现美国的部分外交战略。近年来，美国政府机构、媒体、非政府组织、学界、智库、基金会、培训机构等都在利用各种网络工具开展“网络公共外交”，鼓励美国外交官、美国记者、教授、交换学者和学生、旅游者及其他美国公民通过互联网推销美国外交政策、美国政治制度和美国价值体系。

　　 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2009年6月表示，Twitter等在伊朗德黑兰抗议活动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社会网络是“美国的重要战略资产”。这种通讯技术在全球普通民众间触手可及，盖茨说，“由于信息无法再完全掌控在政府手中，这种技术进步是世界各地自由的巨大胜利。”①作为美国的重要战略资产和战略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的网络公共外交是针对目标国家设置新闻议程、制造新闻框架、偷换新闻语境，制造猜测新闻、敏感话题，变美国价值观为普世价值观、变美国的新闻标准为唯一正确标准，为实现美国战略目标，不仅制造国际舆论压力，更大目的是在别国为当地政府制造国内舆论压力和国内动乱。在印刷媒体、广播电视和网络技术出现前，人类靠口头传播。今天的新闻传播则更多是通过网络口传新闻，其中的传播平台和渠道有：电子邮件、移动电话、短信、彩信、微型博客（Twitter）、博客、视频和图片分享网站。

　　由于网络口传新闻的接力性、迅速性、廉价性和匿名性，通过网络口传的任何新闻和宣传所激发的同情和愤怒，给别国政府带来的舆论和政治压力巨大而有效。近年来，无论是美国政府对外开展的公关，或是民族分裂分子和其他极端分子开展的活动，越来越多地采用社会网络的口头传播形式，在特定群体中、圈子内或他们的同情者之间散播。他们通过网络，如电子邮件、Twitter、 社交网等，跨过国界到他国开展非法政治活动、绕过当地国家法律惩罚组织抗议和暴力活动。 伊朗大选后，美国发现它不喜欢的内贾德当选，在美国政府支持和操纵下，Twitter、YouTube、Facebook 和Flickr都成了伊朗反对派与国内外信息传播和抗议活动的联络渠道与组织平台。传统上，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主要是通过国际广播，如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自由欧洲电台等政府资助的国际传播手段策动别国的国内动乱。伊朗大选动乱显示，西方国家政府今天已经不再需要直接资助某个政府电台或新闻机构作为中介，对敌对国家开展宣传攻势。美国的网络公众外交在伊朗大选动乱中达到了空前规模。

　　经过新媒体的渗透、议程设置和新闻策划与传播，伊朗反对派至少争取到了美英的空前支持。谷歌和 Facebook迅速加入了波斯语的阅读和写作功能，促使更多伊朗民众加入抗议队伍。

　　在美国国务院邀请下，为了不影响国外与伊朗国内抗议者的信息交流，Twitter公司还推迟了例行的设备维修。在西方主流媒体煽动下，西方民众，特别是美国那些敌视伊朗的民众被动员起来。成千上万的西方人士特意把Twitter的时区调到德黑兰时区，制造绿色面具，加入声援伊朗反对派穆萨维的Facebook，以展示国际社会与反对派坚定站在一起。

　　尽管西方公众与伊朗反对派在网络上交换的大量新闻的真实性难以查证，但是，这种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西方支持伊朗反对派的网络活动显示网络渗透已经成为当代国际传播和公共外交最有力量的工具。伊朗大选动乱显示，新媒体时代的社交网络不仅改变了国际传播的生产接受方式，更为国际传播重新划了边界。伊朗政治动乱展示了美英等国利用社交媒体开展群众性外宣攻势的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量。穆萨维领导的反对派通过微型博客Twitter和社交媒体网，与国内外支持者广泛联络，在美英支持者教唆下，伊朗反对派利用Twitter和Facebook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

　　反对派领导人穆萨维的脸谱网页facebook 在5月份只有5000名支持者，而到6月大选结束后， 增加到 11万支持者。这些支持者不断在穆萨维的脸谱网上更新新闻，其中包括抗议集会消息、反对派受害者名单和相关文章链接。 抗议示威的视频和图片，特别是那些反映警察暴力的图像被上载到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 和图片分享网站 Flickr上。这些图片和录像往往直接从手机发到网上。

　　美英政府和媒体与这些网站形成很好的舆论互动。伊朗动乱期间，反对派的主要宣传工具是美国之音（波斯语）和BBC的卫星电视频道和网站。美国之音把微型博客、用户自创视频和博文整合到其新闻报道里。很多伊朗人是从美国之音和BBC波斯语广播中获取新闻。动乱期间，除拥有1500万观众外，美国之音网站访问量增加了800%。

　　在回答有关美国国务院是否应该远距离指挥伊朗抗议活动的问题时，美国负责网络匿名链接（Tor）项目负责人Andrew Lewman说，“新媒体的力量仍然有一定局限。假设你在伊朗，这时一个美国人发给你一条短信说：‘抗议去。’你会问他：‘你是谁？’而不是马上跑上街去抗议。”关系和信任非常重要。在这方面，美国之音能够在伊朗发挥重要作用，是因为受观众信任和依赖。BBC、CNN和美国之音不加核实地实时播发这些网络传来的信息。美国之音每天从伊朗收到300个抗议视频，通过美国之音播出。美国之音的记者自己也怀疑这些视频真实性有多大。美国之音波斯语频道记者Derakhshesh 在2009年7月美国民主基金会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不禁问自己：“这些视频的内容是真的吗？”②

　　
　　从当前国内外政治话语与新闻话语看，在网络渗透和网络公众外交方面，美国的政治话语体系不仅成为判断是非的合法标准，而且是一种攻击型的话语体系。由于发展中国家在政治软实力上的脆弱、话语缺乏独立自主的创新、在政治正确性标准上往往受制于西方国家，中国的政治和新闻话语体系在国际传播体系中，处于边缘，总是处在防御状态，不停地遭到合法性的质疑。在很多重大事件中，我国在国际传播中的话语很多时候就显得“支支吾吾”。

　　冷静考察今天的互联网会发现， 使用互联网发动群体事件、制造暴乱和暴力事件的有恐怖分子、政治极端分子、宗教原教旨主义者、邪教组织和其他各类活动分子。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的网络活动成了各国政府、警方和情报部门的头痛问题。在网上，各种活动组织、极端分子、分裂分子和恐怖分子都称自己是在为民主、自由和人权而战。如果禁止这些言论和网站、论坛，会被西方社会攻击为压制自由民主。但是，谁是民主和人权斗士？国际上并没有一个统一标准。

　　如果热比娅在与美国作战，她就会被美国媒体描绘成一个西方的恐怖敌人。而热比娅与中国对立，结果她成了西方政界和媒体上的人权英雄。在国际舆论战争中，民主、人权和自由，不过是各国政府根据自身利益需要，给别人粘贴的一种新闻标签和政治标签。

　　新疆暴乱后，某些西方记者从新疆现场发出来的新闻报道和图像表明，某些西方媒体在新疆报道的“真相”更多地是为其肢解中国议程，报道“他们的新疆真相”服务。西方记者在新疆暴乱后中国政府组织的采访中，不仅报道不深入，缺乏真实的历史背景和正确的语境，而且，只报道自己看到的现象，根据主题先行原则，在街头巷尾抓拍和采访那些与预制的新闻议题一致的新闻画面和新闻故事。更令很多中国人不满的是，新疆暴乱后，中国政府和中国媒体提供了新疆暴乱现场真实的音像图片资料。但是这些音像和图片资料在西方媒体和Twitter、YouTube上，通过现代媒体的技术手段，对画面重新切割，对声画配置重新组合后，形成了与事实真相完全相反的记忆。

　　在网络公共外交时代，舆论战争没有前后方之分，哪里有网络，哪里就有战争。那些代表不同的威胁和破坏团体，如民族分离主义者、邪教团体、极端政治组织、社会仇视团体和其它敌对组织都在把网络作为斗争武器。这些组织特别选择那些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国敌对，与中国又没有引渡条约的西方国家，开展针对中国的网络舆论战争。面对这样一个声势浩大的网络群众运动，中国面临网络立法的巨大难题：政府难以立法限制敌对势力的网络传播、政府难以采取合法手段限制敌对势力网络传播、政府难以在网络上，一手保证言论自由，另一手确保国家和人民财产安全。由于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未来网络舆论战争形态无法预测，网络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西方敌对势力发动舆论战争的形式和手段也将不断变化。中国在应对西方针对中国开展的这场网络外交和网络渗透战中处境艰难。

　　中国要利用自己庞大的网民队伍、博客数量和越来越普及的社会网络人群，开展自己的网络公共外交。截至2009年6月30日，我国网民规模达3.38亿，宽带网民达3.2亿，手机上网用户达1.55亿，拥有个人博客/个人空间的网民用户规模已经达到1.82亿人。另外，相当部分草根博客向互动性更强的社会网站转移。③中国的草根博客和草根网民们是中国外宣的一只强大生力军。他们可以把西藏、新疆、中国各方面的真实音像资料和文字材料，通过社会网络和博客对外广泛发布。中国强大的80后网民队伍在2008年西藏暴乱后已经充分展现其才干。

　　随着网络一代走上社会主流，人们越来越多地依靠社会网络口传新闻。在当今时代，网络口传新闻多发生在朋友、亲友、同事、同学等关系较亲近或密切的群体间。在网络口头传播前，他们间已建立了一种特殊关系和友谊，相对政府的外宣产品和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这种个人化的网络口传新闻可信度有时会更高。这个特点是口传新闻的核心，也是开展网络口传外宣活动的最佳理由。

　　网络公共外交和网络口传新闻具有很强针对性。网络口传新闻往往是一对一的传播方式，信息的传播者和被传播者间一般有某种个人或兴趣爱好或利益上的联系。彼此间有一定了解。这种状态下信息的对外传播者就可以针对被传播者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传播内容和形式，形成良好沟通效果。

　　很多情况下，当新疆或西藏发生暴乱，某西方人士通过电邮问自己时，他只是针对这个外国朋友的问题，讲出自己知道的事实。这种直接的传播方式是外国友人感兴趣和需要的。

　　网络口传新闻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最廉价的信息传播工具。不需其他更多投入，节省大量广告宣传费用。过去政府不惜巨资投入外宣活动、公关活动等方式来吸引国际目光，以产生“眼球”效应，还不如通过网络口传新闻这样廉价而简单的方式达到这一目的。回头看看伊朗大选的新闻传播，无论是真实发生的，还是西方策划的，这些社交网络上的新闻获得了巨大传播效果，充分显示了网络公共外交和网络口传新闻神奇的传播力量。在利用社交网络上，美国政府采取了具体措施，实施网络公共外交。白宫同时在社交网站“我的空间”和“脸谱”上开设网页，并通过Twitter发出第一批讯息，由此全面进军美国主流社交网站。国务院网站则被希拉里升级改版，网站链接的谷歌地图可以显示国务卿每次出访的行程，在“给国务卿发短消息”栏目里，网友可以通过网络或手机向希拉里提问。联邦调查局每天会在Twitter上公布新的起诉案件、通缉犯信息等。驻阿富汗美军6月初也推出“脸谱”和YouTube网页，并注册了Twitter账户，其在Twitter上发布的美军在阿丧生的消息，甚至比正式新闻稿早了数小时。④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有千百万人通过各种渠道和各种形式与国际上的各种社群建立了个人联系，并通过各种语言与他们保持交流和信息沟通。每一个有国际交往经验和能力的中国人都与国外某个群体有着某种社会网络的联系。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个中国人通过网络公共外交和网络口传新闻，与他或她的国外社区开展中国的外宣，由于其建筑于人们各种社会需求心理之上，所以比传统外宣更自发，也更易于接受。比如，在社会网络里建立信任关系，寻找目标受众，建立一对一的对话交流。此外，在社会网络里，建立有公信力的名人博客、名人网页、名人Twitter 等。

　　通过中国网民向国外口传新闻，会比传统媒体更具亲和力和感染力。在网络口传新闻，传播者是你的朋友、亲友、同事、同学、同乡等关系较为亲近或密切的群体。总之，抓住社会网络大发展的时机，制定中国的网络公共外交战略，积极主动地开展中国网络外交，让国际社会在社会网络里认知中国，在社交网络里塑造中国国家品牌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作者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

　　【注释】

　　①美国防部长：Twitter是重要战略资产，http://www.sina.com.cn，2009年6月19日

　　②A meeting on the Role of New Media in the Iranian Elections,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July 7,2009,Washington, D.C. http://pomed.org/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09/07/pomednotesnedmedia.pdf

　　③CNNIC2009年7月16日发布的《第2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④网络成西方渗透工具网络政治化成世界话题，《环球时报》，2009年7月3日

在制造混乱方面，Twitter比美国之音和CNN捆在一起还厉害。
《商业价值》杂志 刘湘明|文

借助伊朗大选风波，Twitter几乎一夜成为外交明星。白宫“请求”该公司推后系统维护以支持伊朗反政府示威的故事，将注定成为媒体影响外交案例的传世经典。英国首相布朗在不久前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互联网已经彻底改变了外交政策，互联网比历史上任何经济或社会变革对人类的影响更大。
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曾说，“在宣传上花1美元就等于在国防上花5美元”。2007年，《美国之音》结束了长达60年的俄语广播节目。在俄罗斯，这意味着结束长达60年的一段历史。这家由美国政府出资、禁止对国内广播的国际广播电台，被公认为是美国外交政策调整的“晴雨表”。它创建于1942年，最初是针对德国纳粹进行反纳粹宣传。停止俄语广播，只是因为反恐的宣传需要，美国的战略重点已经转向中东地区。而CNN因为对海湾战争的持续、高强度的报道一炮走红，之后又以其他同类对国际外交事务的报道，使自己不仅“成为重大事件的报道者，而且也成为外交上的一枚棋子”。
但社交网站在外交事务中所体现的快速、直接，让老牌传媒如美国之音和CNN都黯然失色。
对这次Twitter、Facebook在伊朗动荡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西方媒体丝毫不吝惜溢美之词——《卫报》写道，在此之前，美国一直找不到一种方式既可以影响伊朗，又不使自己过于陷入其中；《纽约时报》则称，奥巴马政府已经把社交网站视为“外交箭袋中的一支新箭”。
在大选年尝到了互联网甜头的奥巴马和希拉里，都非常重视互联网对政治和外交的影响。国务卿希拉里全力推行“互联网外交”战略，主张美国的全球外交推动不只靠外交人员，还要靠“全民网络外交”，要鼓励美国公民与外国人通过互联网进行互动，实现美国的部分外交战略。希拉里的外交创意顾问亚力克·罗斯盛赞这是“21世纪的外交创新”，将传统的“政府对政府的外交”变成了“人对人的外交”。希拉里办公室主任谢里尔·米尔斯说：“在外交新时代，运用新媒体是关键。利用新媒体发挥美国外交‘巧实力’并扩大交流，对实现美国外交政策目标至关重要。”“巧实力”是希拉里提出的一项外交新战略，有别于以军事和经济实力为主的“硬实力”，和以传统和文化影响力为主的“软实力”。
而从总体来讲，美国在互联网上的压倒性优势甚至超过了军事领域。支撑互联网运转的根服务器共有13个，有10个在美国。甚至我们现在使用的互联网后缀（如.com、 .net等），都是由美国政府批准的。再加上美国在计算机软硬件以及文化娱乐上的绝对优势，互联网就成了美国发挥对外影响的最有力武器。
目前，美国对此已经开始了系统的理论研究。几个月前，摩尔多瓦大选后，发生了一场未遂的“颜色革命”，被称为“Twitter革命”。就在摩尔多瓦反对派冲击议会大楼当天，一个名叫莫罗索夫的人在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发表文章，介绍如何通过互联网发动“Twitter革命”。据报道，这个出生于白俄罗斯的莫罗索夫是索罗斯开放社会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负责传授如何利用互联网，在“封闭社会”推动“民主运动”，以推翻“专制政权”。莫罗索夫公开称，这个项目涉及塔吉克斯坦、摩尔多瓦、叙利亚和泰国4个国家。他说：“我经常访问这些国家，以考察利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推翻专制制度的可能性。”随后不久，互联网研究机构、哈佛大学的博克曼中心发布了报告——“社会媒体在颜色革命中所扮演角色”。《纽约时报》称，社交网络这种21世纪的“新宠”在格鲁吉亚、埃及、冰岛的抗议示威活动中都起到了帮助作用。
由此来看伊朗骚乱的背后，也能发现清晰的理论指导痕迹——首先，在选举当晚，大量短信散布消息称穆萨维获胜，这就让几小时后内贾德宣布胜选看起来像一个大骗局；随后，一些社交网站和Twitter的用户开始接收到一些关于政治危机和街头抗议行动的未经证实的匿名信息，内容大多关于枪击和大量人员死亡。这些消息，加上境外的反政府者的煽动，混乱就迅速扩散开来。

相比较而言，互联网对于外交的改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更加超越国界
Twitter难以被审查，即使网站被关闭，人们还可以通过短信或博客工具相互沟通和交流，这使它很容易穿越传统主权国家的边界。美国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劳利说，穆萨维也使用Facebook，“我们密切关注穆萨维如何使用Facebook把他的活动情况告知支持者。”伊朗大选后，虽然伊朗政府对媒体和互联网实施管制，虽然中情局和西方媒体在当地几乎没有几个人，但是通过Twitter等网络新工具，德黑兰街头示威的照片以及冲突、伤亡情况，还是源源不断地出入伊朗国境，把伊朗国内局势搅得天翻地覆。其实中情局在两年前就悄悄对古巴开刀，尽管古巴尚未向全民开放互联网，但当互联网上很多人在传说卡斯特罗病情和“兄弟接班”的问题之后，古巴政府很快发现民众人心浮动。

更加迅速
英国《卫报》报道了一名叫Persiankiwi的用户发送给其1.5万名追随者一个写满波斯文的谷歌页面，上面唯一的英文语句写道：“伊朗遍布着网络过滤器，所以请访问这个页面以便接受关于穆萨维最新的消息。”据称，15日晚，Twitter上以“伊朗大选”为标签的信息几乎每分钟就增加30篇。而摩尔多瓦暴乱的策划者之一在博客中这样写道：“6个人只用了10分钟的快速思考便做出决定，然后用数小时通过网络、Facebook、博客、短信和电子邮件将消息传播出去……结果1.5万名年轻人走上街头。”

更加无所顾忌的谎言
美国防部长说，这些新型网站是美国“极为重要的战略资产”。但因为非官方以及难以追踪的特性，在Twitter所发布的海量信息充斥了谎言。比如，Twitter曾广泛传播有300万人在德黑兰参加示威抗议活动，而实际参加者不过几十万人；该网曾广泛传播的伊朗改革派总统候选人穆萨维被软禁、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宣布选举无效等消息更是无中生有。连《纽约时报》都承认， “一些Twitter用户很有可能会故意欺骗你”。

更加难以控制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在《修辞学》中指出，“所有传播的目的是施加影响，而这种影响无非是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两种”。美国之音和CNN对于外交事务的影响，更多地是利用了所谓“议程设置”的传播学概念。这个概念认为，大众传播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1993年的索马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CNN先是播放索马里杀戮、饥荒的画面，直接促使克林顿下令美国军队参与维和行动；而事后几具美军尸体被拖过大街的镜头却立刻让公众要求撤军的呼声日益高涨。而互联网则让政府的权威受到进一步挑战，美国政府可以通过网络让伊朗陷入混乱，自己也被网络上关塔那摩监狱的虐囚事件整的狼狈不堪。这种不可操控性，甚至让西方国家都感到惶恐。例如德国也担心Twitter一类的网站可能会影响本国大选，德国反对党甚至将其称为“可能会破坏选举的黑暗势力”。德国联邦选举委员会委员埃格勒说，通过Twitter匿名发布选票数据，可能引发人们做出与预期选举结果相反的行动。

以Twitter为代表的新媒体，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外交决策模式，这种冲突的实质，其实是全球化背景下，自由流动的信息、资金与传统国家主权边界的冲突。这种冲突对整个国家机器的反应速度和处理能力，都提出了更严酷的要求。

通过网络输送价值观 “中情局突然发觉，通过互联网输送美国的价值观，远比派特工到目标国家或培养认同美国价值观的当地代理人更容易。”对于互联网在近日伊朗动荡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一位美军前情报官员向《环球时报》记者表达了如此直白的观点，令人颇有些意外。 互联网上的冲突似乎在加剧，而美国的意识形态优势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几乎每一次冲突，发展中国家都陷于被动。“这一次，美国的确找到了它最擅长的战场，利用互联网监管问题与一些国家较真，不会像它以往直接干涉别国那么令人反感。而发展中国家常被逼得支支吾吾，有理也显得没理。”一位中国网络问题专家说，这一点值得警惕。

美国要搞“全民网络外交”

网络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新事物，它的西方标准的言论自由与这些国家的转型社会特征均形成一定反差，并对这些国家的政治产生一定压力。一旦西方国家试图利用这种压力，情况就会变得更加复杂和敏感。

克劳福德是曾就职于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情报部官员。6月30日，他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坦言：“德黑兰大选后的局势突变，让中情局驻中东地区的特工猝不及防，事发后再试图向当地派人几乎不可能，所以Twitter等网络新工具一时间成了无可取代的影响手段，这让中情局和其他美国机构尝到了甜头。”

但这并不是中情局首次尝到这样的甜头。克劳福德讲述了中情局两年前悄悄拿古巴做试验，以研究互联网对一个国家民众影响力的事情。“尽管古巴尚未向全民开放互联网，但当互联网上有人在卡斯特罗病情和"兄弟接班"问题上大做文章之后，古巴政府很快发现民众人心浮动。”克劳福德说，古巴安全机构事后对互联网信息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在那段时间里，经常在网上发表“敏感文章”的人背景“不简单”，他们受雇于美国情报或者其他联邦机构，专门在网上张贴攻击古巴体制、领导人情况的文章和假消息。此事让古巴政府意识到，互联网在开拓古巴国民眼界、获得发展信息的同时，也饱含“深意”。

美国全球安全组织资深研究员乔治·史密斯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早在2000年包括中情局在内的美国政府机构就十分重视互联网的作用。不过，最初阶段中情局对互联网的认识更多集中在“实用工具”上，比如说当年中情局有一份网络间谍计划，希望能借互联网进入全世界各大公司、银行以及政府机构电脑系统搜集情报。然而，随着互联网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运用，美国政府意识到，互联网的真正效力是在其影响力上。史密斯说：“在去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有55%的美国成年选民及74%的网民称，他们上网获取选举新闻和信息，或与其他人就总统选举进行交流。"脸谱"（Facebook）、"我的空间"（MySpace）等社交网站以及YouTube等视频分享网站的火爆，对美国触动颇大，因为他们联想到，互联网同样也可以对他国的政治形态产生影响。”

专事美国联邦机构网络技术与影响力研究的nextgov网站近日披露，国务卿克林顿·希拉里全力推行“互联网外交”战略，主张美国的全球外交推动不只靠外交人员，还要靠“全民网络外交”，要鼓励美国公民与外国人通过互联网进行互动，实现美国的部分外交战略。希拉里的外交创意顾问亚力克·罗斯盛赞这是“21世纪的外交创新”，将传统的“政府对政府的外交”变成了“人对人的外交”。美国《新闻周刊》则评论说，希拉里对网络新工具的热情并不为过，“它们有望在那些目前令美国头痛的国家推动民主”。

互联网在奥巴马手下“复兴”

在美国，经历了严重泡沫的互联网，在奥巴马手下几乎实现了“复兴”。5月1日，白宫同时在社交网站“我的空间”和“脸谱”上开设网页，并通过Twitter发出了第一批讯息，由此全面进军美国主流社交网站。国务院网站则被希拉里升级改版，网站链接的谷歌地图可以显示国务卿每次出访的行程，在“给国务卿发短消息”栏目里，网友可以通过网络或手机向希拉里提问。联邦调查局每天会在Twitter上公布新的起诉案件、通缉犯信息等。美国宇航局（NASA）从年初开始每天都在Twitter上发布消息，NASA公共事务办公室代理助理主任说，这占用了他每天30%的时间。就连驻阿富汗美军6月初也推出了“脸谱”和YouTube网页，并注册了Twitter账户，其在Twitter上发布的一次美军在阿丧生的消息，甚至比正式新闻稿早了数小时。

有分析认为，美国在互联网上的这套做法对世界所有网民都有吸引力，而网民接触美国文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西方也很愿意把自己的政治标准推广成互联网上的全球标准。

在发展中国家，网络新工具也很流行。“活着的日志”（Livejournal.com）是俄罗斯最流行的博客网站，俄总统梅德韦杰夫的博客也建在这里。该网站上各种言论都有，有批评政府的，也有反普京的。这些年来，Livejournal已成为俄发布消息最快最全的渠道。在越南，雅虎、谷歌纷纷开辟了越南文网页，年轻人对Yｏｕｔｕｂｅ、Twitter毫不陌生，Twitter还专门增设了越南文页面，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为越南网民提供了强大的信息资源。在叙利亚，互联网还处在比较初级的阶段，速度慢，费用高。ADSL的费用每月约合人民币1400元，光缆专线的月租费甚至高达约1万元人民币，而大多数叙利亚人的月薪仅为2000元人民币。这使得大多数叙利亚人在家中使用相对便宜的拨号上网。但年轻人对网络的需求是不可抑制的。借助阿拉伯人的咖啡馆文化传统，提供无线上网的咖啡厅成了叙利亚年轻人解决上网问题的主要场所，首都大马士革各主要咖啡厅内从早到晚都坐满了怀抱笔记本电脑的年轻人。在近日伊朗危机时，叙利亚青年照样在Twitter上交流。

多国都对网络实行过滤

不过，对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网络之上并非“一片歌舞升平”。近两年来，俄流亡大亨古辛斯基曾多次举行反普京示威活动，其博客就建在Livejournal上，所有有关集会的指示，比如行动路线、联系方式、如何应付警方围堵、备用方案等都在那里发布。俄极端排外组织光头党也利用Livejournal招募追随者，并刊登大量教授如何袭击“敌人”、如何事后逃逸和隐匿的文章。俄内务部称，俄目前有40余家网站登载涉嫌煽动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性质的内容，已引起俄政府不安。在越南，博客中出现的攻击越共以及煽动民众反对政府的文章有所增加，也令越南政府很头疼。

YouTube视频网站则多次因播出侮辱民族感情、亵渎宗教的视频，遭数国封杀。YouTube网站自称，其网站至少在十几个国家遭到临时审查。2007年，土耳其勒令屏蔽YouTube，以平息其针对现代土耳其创始人凯末尔的攻击性言论。同年，因播放侮辱国王的视频，Youtube遭泰国政府封杀。中东国家则对涉及宗教、色情、赌博的网站进行过滤。

德国也担心Twitter一类的网站可能会影响本国大选。鉴于伊朗选举危机中Twitter的表现，德国反对党甚至将其称为“可能会破坏选举的黑暗势力”。德国联邦选举委员会委员埃格勒说，通过Ｔwitter匿名发布选票数据，可能引发人们做出与预期选举结果相反的行动。6月19日，德国联邦议院还通过了屏蔽儿童色情网站的互联网审查法律，使德国成为西方国家中第一个有互联网审查法律的国家。事实上，发达国家也或多或少地对网络上于国家有害的内容加以过滤。美国的《爱国法》及《国土安全法》中都包含有监控互联网的相关条款，并授权政府或执法机构监控和屏蔽任何“危及国家安全”的互联网内容。在美国很多地区，经常播放拉登讲话的“半岛”电视台及其网站是被过滤的，理由是“伤害美国人民感情”。澳大利亚近年来依据其网络安全计划打造了一个网络过滤器，黑名单中包含“不适合儿童”和“违法内容”两种信息，以屏蔽一切澳政府认为有争议或有损国家安全的网页。法国2000年曾关闭拍卖纳粹物品、宣扬种族主义的雅虎分支网站。

美国找到了对它最有利的战场

“美国显然是找到了一个对它最有利的战场”，中国信息安全专家李飞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在互联网王国里，美国是绝对的霸主。”资料显示，支撑互联网运转的根服务器共有13个，其中一个是设在美国的主根服务器，另有12台副根服务器（9个设在美国，英国、瑞典和日本各有一台）。此外，各国都要由美国政府授权的互联网域名与号码分配机构来统一管理全球互联网根域名服务器、域名体系和IP地址。而且，包括电子器件、高端用芯片、基础软件产品的核心技术也多掌握在美国手中。

面对美国将网络优势转化为巨大的战略优势，发展中国家该怎么办？李飞表示，互联网的斗争本质上是国家与民族利益的斗争。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应该意识到美国运用互联网也有弱点，一旦其他国家推出自主产权的互联网产品，那么现在以美国为主导的互联网将遭遇劲敌，而只要掌握好还击工具，对美国的反作用也一样；与此同时，美国想在全世界得到文化认同也是很难实现的，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是互联网内容认同的关键所在。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沈丁立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互联网是一种力量，可以是正义的，也可以是破坏性的，而且在这种力量面前各国是平等的。由于发达国家政治文明比较先进，它被人攻击的可能性少，而发展中国家问题比较多，容易受攻击。所以事实上受这种力量影响的后果是不平等的。所以发展中国家要尽量做到信息公开、透明、民主，把信息公布在前，尽量避免错误信息占领市场。此外还可以采取技术措施，杜绝那些错误信息。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滨兴也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让政府从物理隔绝直接走向当前如此开放而又缺乏足够安全可信保障手段的公共互联网，显然难度极大，但电子政务又呼唤着政府采取相应的形式与公众在互联网上交流与沟通，因此高科技网络技术便成为支撑电子政务发展的迫切而又必要的基础设施与技术手段。

军事专家宋晓军则对记者表示，近期美国政府发动“网络外交战”和美军创建“网络战司令部”都有炒作之嫌，因为自互联网泡沫后，美国试图靠网络技术突破拉动经济发展的意图已经破产，互联网的技术发展已处于下降阶段。“此时翻炒上述概念有向政府讨钱以弥补金融危机后各部门资金不足之嫌。”

围绕伊朗总统选举之后发生的一些街头抗议行动，一些西方媒体进行了连篇累牍的炒作。伊朗政府已公开指责这些西方国家的媒体和政府进行煽动活动，制造混乱。

美国政府在伊朗大选后曾一再表示将努力避免出现有“干涉伊朗内政”之嫌的言行，也在一段时间内表现得比较克制。然而，强势“电子外交”使得美国官方对伊朗内政“不干涉”的表态显得苍白无力。

据美国媒体报道，6月15日，美国国务院一名工作人员向Twitter网管理者发去邮件，要求这家即时短信社交网站推迟原定的技术升级和维护，以保证不中断其服务，原因是“众多伊朗人正在利用这一网站相互传递信息，并向外界报道伊朗各地所发生的抗议示威活动”。这一美国网站遵从来自国务院的这一要求，推迟了网站升级、维护的时间。

美国官方公开利用新媒体影响伊朗局势的举动在美国媒体中也引起了广泛关注。一家大报评论说，美国政府直接授意Twitter网一事表明，美国官方认为这样一家成立仅几年的网站“具有改变一个古老伊斯兰国家历史的潜能”。

上述信息披露后，美国媒体对利用新媒体影响伊朗局势表现出了更大的兴趣和炒作冲动。一时间，无论是在美国电子媒体还是纸质媒体上，“Twitter”一词的出现率陡增，同时有更多的声音鼓噪伊朗将出现“更大规模骚乱”。

其实，即时短信社交网站等新媒体本身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在Twitter网上发布的消息都是未经证实的，再考虑到伊朗使用新媒体人群的特点和美国媒体在选择传播内容时表现出的倾向性等因素，通过Twitter、Facebook等社交网站展示出的伊朗局势与西方媒体所标榜的“客观”、“公正”、“全面”原则相距甚远。比如，Twitter网一周前曾广泛传播有300万人在德黑兰参加示威抗议活动，而实际参加者不过几十万人；该网曾广泛传播的伊朗改革派总统候选人穆萨维被软禁、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宣布选举无效等消息更是无中生有。

随着现代通信技术的日益发达，美国早已利用其强势地位，将新媒体的运用作为维护其国家利益、推行其价值观念的强有力手段，在外交领域更是如此。美国政府高官曾多次谈到“电子外交”的作用。据美国媒体报道，事实上，美国国务院一直与众多新媒体保持着密切联系，以使这些新媒体着意传播的内容与美国外交政策“合拍”。

可以说，美国政府对此次伊朗大选本来充满期待，希望选举能够出现有利于美国外交的结果，以使美伊关系向着更符合美国战略利益的方向发展。美国官方和媒体对此心照不宣，因而利用可乘之机推波助澜。美国高官直接授意Twitter网介入伊朗政治一事，有助于人们从一个侧面窥得“巧实力”理念中“电子外交”的奥秘。（温宪）

美国多名重量级高官这两天连续就“谷歌声明事件”强硬表态：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罕见地为一家公司的事情发表书面声明，称“美国对谷歌中国的案例表示关切”，并说“美国正等待中国政府说明这一引发严重关切与质疑的事件”；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声明“赞赏”谷歌的做法，称其“树立了一个好榜样”；而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也“敦促中国政府确保营造一个安全的商业营运环境”。

眼下除了总统奥巴马尚未露面，美国高层以如此快速而一致的姿态为一家网络公司的“商业行为”撑腰，并不惜向另一个国家政府叫板，这不能不叫人追问几个“为什么”：是谷歌为掩盖自身商业竞争不利、试图体面退场而施放烟幕弹？是部分屈服于人权游说团体压力而政治作秀？抑或是美国政府试图建立和拓展灵巧权力的新尝试？

作为美国国务卿和众议院议长，希拉里和佩洛西对于新媒体的特别关心显然不是个人行为，从美国国家战略的延续性看，其隐含的思路无非就是从“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沿用至今的运用新媒体开展“公众外交”。美国这一新的“公众外交”策略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初露锋芒，是在去年伊朗总统大选中利用Twitter扮演反对派角色——其实，今天的谷歌事件很有几分Twitter事件“翻版”的轮廓：看似偶发、自发行为的背后，实际上有美国国务院强力推进基于互联网的“公共外交”的精心筹划。

“新媒体公共外交”试图塑造一个符合西方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信息传播环境，进而影响环境中受众的认知和行为；当某个国家的政府试图采取某种行动，比如限制特定信息的流动时，理想状态下，该国民众便会自发起来抵制。这种设想基本就是重复克林顿政府第一任期内凸显中美关系中人权问题的做法，奥巴马外交团队中集合了大批克林顿政府时期的人马，包括克林顿夫人，重新拿出此种举措并将其与新媒体挂钩并不令人意外。

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博客站点赫芬顿邮报1月8日发表了一篇名为“Facebook，Youtube，Twitter都是外交的工具”的文章，作者为视频分享网站Howcast的CEO杰森·里伯曼。文章称，1月7日晚，希拉里在国务院举行了一场规模不大的重量级晚宴，来客都是通信科技界的知名人物，包括谷歌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Twitter联合创始人杰克·多尔西、微软首席研究与战略官克瑞格·蒙迪，思科公司CMO苏珊·波士特朗,个人民主论坛的创立者等等。席间讨论的议题包括“寻找到创新的方法，确保对于因特网的接入总是畅通无阻的”,“建设更好的政府-私人伙伴关系，使得美国政府能够从中获得更多有益的创意”,“让匿名用户借助移动工具来推进透明度的发展”等。

就在参加完这个会议后不久，谷歌高调宣布“因为遭到疑似来自中国的黑客袭击，以及不认同中国政府的网络监管政策，考虑撤出中国市场”。

杰森·里伯曼在文中直接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类似谷歌、Twitter、Facebook和Youtube这样的跨国信息技术巨头，在多大程度上是独立的商业行为体，在多大程度上是美国国务院的秘密或公开代理人。如果是后者，如何评估这样的美国公司对于驻在国主权与国家安全构成的潜在安全威胁，则是一个更加严肃的问题。

事实上，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政府从不缺乏借助控制、引导、塑造全球信息内容和流动方式来为自身谋取国家利益的实践，不仅有在东欧实施信息渗透，塑造舆论支持对伊拉克开战这样的政治行为；还有用美国国安局全球电子监控系统梯队搜集欧洲空中客车公司的商业机密提供给波音公司，使其夺得沙特阿拉伯的民航订单的商业间谍行为。如果最终确认了这些新媒体都多多少少具有了美国政府外交政策工具的身份，对于整个互联网在全球的发展，恐怕将构成一个相当严重的打击。

无独有偶，根据以披露内幕消息而闻名的《华盛顿时报》“尼尔森报道”最新透露，华盛顿圈内正在试图以“西方国家公司遭到中国黑客攻击”为契机，要求中国政府全面修改其现行的互联网管理政策。从中美关系的整体框架来看，现在因为谷歌的声明而引发的争论，仅仅只是冰山的一角，中国与奥巴马执政团队真正意义上的磨合期，恐怕才刚刚开始。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

http://www.echinagov.com/gov/zxzx/2009/8/26/81717.s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4f5cca0100ep6f.html
http://news.dayoo.com/world/200907/02/53871_9726949.htm
http://wenhui.news365.com.cn/gj/201001/t20100115_2591562.htm